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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规则的特征，比较容易理解。

为此，他把语法解释的方法，即从部分到整体、从整体到部分的方法，运用于心理解释，从而提出了著名的"解释学循环"概念。因为"这里根本不涉及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例如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关系，而是涉及到对本文向我们所做的传达的参与。

（1）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全部内容具有解释权。另一位美国学者，耶鲁大学教授埃斯克里奇，则运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阐释制定法的解释。在社会和学术研究领域日益分化的今天，这种整体性的范式，不可避免地会忽略不同领域的内容具体性和意义的独特性，从而不利于它们的多元化发展。进入20世纪之后，西方各国在法治模式的重心上，先是行政主导代替了立法主导。人们想要接触文本，是源于文本自身的吸引力。

解释的目的旨在超越中世纪神学教条的束缚。  其四，语言是世界观。其实，在这六个规则之外，还有很多体系解释的规则：第一，尊重法律构成的诸多原理规则。

很多人片面地理解了辩证法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的论断，以为这里的方法论就是改造世界的方法论。逻辑概念性论据的主导性观念是：如果某一制定法条款的表述使用了任何获得认可并在学理上被阐释的一般性法律概念，该概念都应当依据其学理阐释来解释，以维持整个系统或诸分支系统对该概念的一致性使用[18]。在整体思维、辩证思维和实质主义思维比较发达的中国，我们非常重视普遍联系的观念，强调在法律运用的时候，要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要求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探寻具体法律的意义。从各自立场出发，伦理学者提出道德对法治的积极意义。

[10]参见陈金钊：《法治之理的意义诠释》，《法学》2015年第8期。在法律渊源体系中的论证是体系思维的法治方式，能够满足法治的排除任意、限制权力的基本要求。

但是，如果法律实施不是以法律的名义进行的，法治命题就是没有意义的。然而在西方，法学家们则巧妙地把其他社会规范称之为法律渊源。如果没有对法律权威的尊重，直接把法律放到社会关系中进行比较分析，就会径直否定法律本身的意义，法律意义的安全性就无法保障。法律规则背后都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但具体法律的意义也不必然地源自于其他社会因素。

这样，在中国实际上就兴起了更为开放的思维体系。而中国人因为偏好整体、系统，因而重视搭建体系要素，而轻视要素间的逻辑关联。因为在运用法律的过程中，不仅不能违背作为行为规范的法律的规定，还不能违背逻辑上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他律、充分律等思维规则。就此而言，体系解释不是排除演绎推理，而是在运用演绎推理的时候，还需要尊重其他的逻辑思维规则，诸如法律发现、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等思维规则。

秉承体系思维的学者认为，体系解释方法可以在探寻一致性、抛弃差异性的基础上获得恰当性的解释结果。现在只有很少的人相信法律仅仅是制定法等正式法律渊源。

二是体系化应该以实在法为基础，避免任意性和空洞化。与文义解释一样，狭义的体系思维或体系解释也是从一般规范开始，但有所不同的是，体系解释不是望文索义，而是在制定法体系内部进行无矛盾性的逻辑探寻，所能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克服法律规范体系之内的逻辑矛盾。

体系思维属于整体思维，是实现包括法律在内的诸多因素的一致性、融贯性。在体系解释中不应该对与法律规范无关的概念进行阐释，每一个概念都应该有相对应的法律现实。不至于过于太早受见仁见智之评价所误导，或彼此纠缠不休以至于不能沟通[6]。体系解释所要解决问题是：法律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法律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间可能存在张力。因而，需要在体系思维中引进法律渊源作为要素，在要素间寻求恰当的法律解释。我们需要清楚，在法治原则之下，改变一般法律的意义是需要附加条件的，不能随意运用道德、文化等替代一般法律。

（3）在各种法律规范的联结中获取更多的正当性和融洽性。法律伦理的要求及法律运作之合理化的期望为法律学利用体系思维将法律规范体系化的发生背景[9]。

这就需要我们对已经发现的具体法律进行体系思维。在互动过程中，制定法被视为权威性法律渊源，而其他的法律渊源形式又通过法律解释、推理、论证等法律方法的运用，排除了法律适用的机械因素和任意因素，其他社会规范融入法律也通过承认规范的运用而有了法律的名义。

对于法律的体系性解释是法制统一和法源一致性的要求，是满足法律价值融贯性的思维理路，是满足思维过程的逻辑不矛盾律的必然要求。所以，在根据法律思考的法律思维方式中，必须有系统性的论证。

国内外都出现了开放法律体系的观点。恰当法律意义的获取需要我们综合运用各种法律方法。在法律运行机制中各种理论都想渗透影响具体法律的意义。第二，体系思维和体系解释方法是综合法律方法的运用。

这样，在中国人的法律思维方式构成中，缺乏以法律为导向的对其他社会规范的统合方式，更多的是在互补、互融的意义上理解具体法律的意义。对没有法律规定的解释就是创造法律[1]。

而是要根据法律体系性的要求，在探寻具体法律意义的时候重新论证具体法律的意义。这种要求是建立在说服基础上的，是指在现代国家生活中，受法律规范者及以法律规范人者当共同维持的善念[11]。

权衡需要吸收所有的考量因素，是理性、体系能力和整体能力的表现。违背法律思维规则就会出现依法掩盖下的错误。

这些规则就是各种法律方法的使用规则。第六，新法优于旧法的规则[31]。虽然体系解释需要把握法律素材之间的整体脉络，但是如果过多地强调法律外因素就会间接地或隐蔽地背离法律。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在体系思维中，既要看到法律规范的重要作用，奉行规范选择的法律至上，又要把其他可能会影响具体法律意义的因素考虑在内。

不仅如此，广义封闭的思维体系要素不仅包括法律规范，还包括法律价值以及建立在法律方法论基础上的法律思维规则。[30]王利明：《法律解释学导论》，第261页。

法律已经不再是纯粹的规范体系，而是包括了法律运行的功能机制。中国人与西方人在研究同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有不同的思维走向。

如果太多无关因素进入思维体系，或者某些法律外要素能够压制住法律规范而进行意义的释放，就会形成体系因素的过度饱和，会影响思维进程和法律判断的形成。然而，对法律解决方案的选择不是漫无目标的无规则活动，需要在构成法源的各要素中进行探寻。